例如，拜尔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于2007年9月24日同卫生部举行了走进西部——万名县医院医师培训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根据该备忘录，在之后5年里，拜尔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将出资2000万元培训中西部1万名县级医院医师。
据《新民晚报》报道，上海市某康复医院在楼顶搭建多处违法建筑，严重影响附近居民家的通风和采光，闸北区拆违办接报后却仅拆除其中一小部分墙体，剩余的违法建筑至今屹立不倒，居民多次举报，却收效甚微，我们老百姓盼的是对违法建筑动真格，不是走个过场草草了事。如果仅仅考虑违法行为人的权利，而忽视其他相关人乃至公众的权利，其结果，社会秩序或他人权利可能遭到更加严重的损害。
承办单位2小时内到达现场，24小时内内开具催告书，7天后未拆除的开具《强制拆除决定书》。[27]当然，上海的《实施意见》以及相关实践有必要从学理上进一步研究和商榷，但其所折射出来的对拆违法律依据的迫切需求则是值得关注的，同时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在较为困难的法律环境之下的探索创新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第二，对当事人拒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依法采取强制拆除正在搭建违法建筑的措施。多年来，楼道居民个个心急如焚，楼顶是业主共有的公共空间，变身私人空间不但违规，而且隐藏了许多安全隐患。法律应当对公民个体利益予以保护的同时，依法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
[3]袁曙宏主编：《行政强制法教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124页。第四，规定了强制拆除违法建筑过程中的代履行措施，在道路、河道、航道或者公共场所（包括公共绿地、公共活动场地、停车场、消防通道等对不特定对象开放的场所）搭建的违法建筑构成障碍物，当事人不能拆除的，拆违实施部门应依法决定立即代为拆除。[27] 法国这种极端化的分权思想，否定了普通法院的法律解释权，法律解释问题都由立法机关处理。
美国的限权宪法是指对立法权明确加以限制的宪法。实定的宪法概念意指关于政治统一体的类型和形式的总体决断。[5]在现代社会，国家政治制度集中体现在宪法之中，宪法对国家政治权力的结构和范围等做了纲领性和原则性规定，因而是形塑国家政治秩序的根本规范，其他一切制度的构建都必须以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为基础和归依。这些影响一般体现在宪法或其他宪法性法律关于释宪机制的规定中，要么在宪法中规定了释宪机关和释宪范围等，要么在其他宪法性法律中对释宪机制作出具体规定。
如在法国，普通法院没有宪法解释权的原因，更进一步来看，是权力分立观念在法国所扮演的角色与其在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根据中国现行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宪法的职权。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司法审查作后盾，即使制定法的形式也无法保证高级法作为个人求助的源泉，既具备制定法的形式，又以司法审查制度作为补充，高级法又恢复了它的青春活力。三、思想文化对释宪机制的影响 我们都深深地镶嵌在这个社会的文化之中，包括释宪机制在内的任何一种制度都无法摆脱其所处的社会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参见范进学等：《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体系论》，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45-346页。在美国，普通法院之所以能通过审查立法是否违宪的方式行使宪法解释权，是由于根据美国法律传统，法官拥有其他国家法官所不具有的权力。
[12]参见[日]和田英夫：《大陆型违宪审查制》，有斐阁1994年版，第32页。余论 研究释宪机制的影响因子，目的是从不同角度剖析影响释宪机制的各种因素，探讨在建立释宪机制时所需要考虑和顾及的相关问题，以便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释宪机制提供恰当的分析框架。法国深受卢梭权力分立思想的影响，卢梭的权力分立观念与美国的权力分立不同。[15]宪法的法律性决定了，宪法是型塑国家法律制度的根本基础和源泉，宪法是国家一切制度的顶层设计，是规定国家根本组织的法律。
正是宪法实施的相关制度的缺失或不健全，造成人们在遵守和适用宪法时，要么缺乏必要的行动依据，要么违宪事件无法得到及时制止和纠正，长此以往，必然会降低宪法实施的有效性。[12]为了避免出现无政府状态和维护法的统一性，欧洲国家的政治理论在拒绝普通法院的违宪审查权时，就不可能承认普通法院有解释宪法的机会和权力。
宪法实施是对宪法文本规范的应用，应用是把一般性规定运用于特定事件，具有实践指向性。据此，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权，不应是资产阶级议会制，而应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就是议行合一制。
[18]参见[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09-115页。宪法对党的领导的合法性具有确认和保障功能，对宪法的解释权控制在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手中，可以为合法化党在国家政治制度中的权威地位提供保证。党在整个国家政治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全国人大不仅是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最高代表，还具有为党的领导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意义，强调全国人大的重要性能够维护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威地位。其他国家法官企图获得这样的权力而终究未能实现，美国法官具有这样的权力，这种现象根源于美国特有的法律制度。宪法是全体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体现，由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释宪权，能够确保全体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得到实现，具有极强的民主正当性，与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相契合。以提高宪法实施效果为宗旨的释宪机制，一方面必须以中国国情下所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文化传统为基础，调动这些因素中的积极成分，另一方面又要剔除这些因素中的消极成分，方能充分发挥释宪机制的功能和作用。
事实上，此类限制须通过法院的作用，因为法院的职权包括宣布违反宪法的法律无效。四是部分由国会任命，部分由政府任命，还有部分由最高法院任命，如意大利。
[6] 由普通法院进行宪法诉讼，并通过宪法诉讼进行违宪审查，是出于三权分立与制衡的考虑。社会主义国家深受马克思和恩格斯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影响，对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采取批判和抵制的态度。
因此，对宪法和立法机关制定的一切法律的解释权均属于法院。[27]参见[英]M.J.C.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4-198页。
虽然释宪机制应从有利于宪法实施的角度出发进行妥当安排，通过释宪者对宪法条文的合理解释，使宪法规定的内容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得到严格遵守和贯彻落实，但宪法与政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释宪机制无法真正彻底脱离国家政治制度的侵扰。……人大常委会也可以主动提出要求，要国务院在制定法规以前与人大协商，以避免制定以后再撤销。这种代表机关的性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机关的性质不同，它属于立法机关而不是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共同构成国家权力机关。(二)中国法律传统和文化观念对释宪机制的影响 1.中国法律传统对构建最高权力机关释宪机制的影响。
See Marbury v. Madison, 5 U．S. (1 Cranch) 137(1803)． [9]这些非议与诟病主要源于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参见A. M. Bickel,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New Haven, 1962, pp. 16-23. [10]参见[英]L. 赖维乐•布朗、约翰•S.贝尔：《法国行政法》，高秦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而欧陆国家普通法院的法官由于不享有美国法官那样的权威和合法性，普通法院没有美国法院那样高的社会威望，司法权很少获得社会认可，甚至人们对司法权还持一种怀疑和警惕的态度。
在美国，宪法不仅在观念而且在实践中被作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在地位上高于国会制定的法律。卢梭这种分权学说作为一种潜在的理论保留下来了，就像在英国这种理论以更弱的形式保留下来一样。
这种政治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制衡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机关应成为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国家权力都由人民代表机关享有。[19]前引⑦，[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书，第361页。
欧陆国家法院与美国法院的法官遴选传统不同，美国的法官来自具有多年法律实践经验和渊博法学理论知识的法律精英，而欧陆国家的法官是职业法官，年纪轻轻就进入司法系统，他们的职业训练主要是发展适用成文法律的技术性而非政策性取向的技能，而宪法不仅限于确定法律为何，还包括了广泛的有待未来实行的纲领性规定，因此宪法解释需要比一般法律解释更复杂的权衡技能，[21]欧陆国家普通法院的法官缺乏这样的技能，无力承担解释宪法的特殊任务。但政治制度对释宪机制的影响最终通过法的方式予以表现和固定，释宪机制作为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根植于国家的法律传统中。但是，由于过于强调政治制度对释宪机制的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释宪机制在确保和加强党的政治领导的合法性时，却降低了其运行的有效性。英国流传下来的议会制度逐步形成了议会中心主义，并在光荣革命后于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正式确立的议会至上原则，使议会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处于权力中心地位，国家政治和法律问题都主要由议会控制和决定，宪法解释权自然由议会行使。
[11]参见孙谦、韩大元主编：《世界各国宪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275页。[10]因此在第五共和国建立之初，为了削弱过于膨胀的立法机关权力，宪法委员会应运而生。
也就是说，政治制度最后都以法的形式体现出来，宪法即是国家政治制度的载体。法国采取的宪法委员会释宪机制也与法国政治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因此，在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制度下，既没有建立普通法院释宪机制，也没有建立特设的专门机关释宪机制，而是实行最高权力机关释宪机制。卢梭分权思想的核心是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权至上，这一观念导致国家权力结构中的议会主权原则，即人民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议会，议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管理权力。